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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最早从清朝1878年大龙邮票到国民党蒋介石统治时期，邮票都要送到日本或英国去印刷。现代化的北京邮票厂投入生产后，中国才可以自己印制各种邮票了。
1952年5月6日，中国与捷克斯洛伐克文化、邮政、电信及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在北京签订。北京邮票厂的技术设计和筹建施工，就是中捷邮电合作项目之一。北京邮票厂的厂房工程于1956年11月15日动工兴建，1959年正式投入生产。1959年7月1日发行了编号“纪62”《“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纪念邮票，就是北京邮票厂试印成功的第一套影写版邮票。为庆祝中捷两国合作成功，感谢兄弟国家的支持，我国于8月15日发行一枚以北京邮票厂作图案的“中捷邮电技术合作”邮票。1959年9月邮票厂专门请郭沫若题写了《邮电部北京邮票厂》的招牌，为我国自己的邮票厂增辉。
1969年8月1日发行的编号“文16”《钢琴伴唱“红灯记”》邮票边纸上首次出现郭沫若手书“北京邮票厂”厂铭，这几个字是由邮票印制专家董纯琦与同事张济众从《邮电部北京邮票厂》的招牌中挖取出来的郭沫若手迹。
文16 钢琴伴唱《红灯记》 红灯记 邮票
之后以其为主，间或也有楷体厂铭出现，见证了当时的混乱。4年后，又从编号“66-77”《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邮票开始改为楷体字。再过5年，又于编号“J.28”《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邮票上改回至郭沫若手书厂铭，从此沿用下来。
别具风格的郭体书法受到不少艺术界和广大的集邮爱好者赞赏，但也有人认为1956年2月国务院已经公布试行《汉字简化方案》，应该使用简体字，可能是嫌简化“厂”字右下方太空的缘故，郭沫若将“厂”字写成繁体，显然是不规范的；却又在无意中把“邮”字写成了简化字，寥寥几字的厂名竟是繁简并用，未免不合体例。
尽管有人有不同的看法，对于郭沫若手书“北京邮票厂”作为邮票厂铭，集邮爱好者都是喜爱有加的，作为一个具有书法意义的厂铭标志，它肯定比方正规范、缺少变化的宋体厂铭入眼耐看。同时，这个厂铭也见证着我国文字改革方方面面的波折。后来，郭沫若自己的肖像也同他的书法作品一起，走上了邮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