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名称】2013-27 习仲勋同志诞生一百周年
【商品图名】（2-1）J      两当兵变前的习仲勋        1.20元
          （2-2）J  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时期的习仲勋  1.20元
【邮票规格】30×40毫米
【齿孔度数】13.5度
【整张枚数】12枚
【整张规格】152×170毫米
【版　　别】胶雕套印
【防伪方式】防伪纸张
　          防伪油墨
          异形齿孔
          荧光喷码
【设 计 者】姜伟杰
【雕 刻 者】刘益民 马荣
【责任编辑】王静
【印 制 厂】河南省邮电印刷厂

【人物简介】

   习仲勋，1913年10月15日出生于陕西富平，早年参加进步学生团体。1930年，受党组织委派做兵运工作。1933年，与刘志丹等同志创建照金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1934年，当选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抗日战争胜利后，任西北局书记。1952年，任中央宣传部部长。1953年9月后，历任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1956年，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8年后，历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省长等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2002年5月24日在北京逝世。

   2013年10月15日是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的日子。对他的一生，他的夫人齐心有一句深情的概括：“我常说，仲勋英雄一世，坎坷一生。他胸怀宽广坦荡，为党的事业历尽艰辛，但他从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

“英雄一世，坎坷一生”，这简单的8个字背后，却是波澜壮阔、起伏跌宕的人生故事。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习仲勋传》一书，用上下两卷、94万字的宏大篇幅，讲述了他不寻常的一生。据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了解，早在199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便批准立项编写习仲勋系列丛书，并由中共陕西省委牵头。在先编写了《习仲勋文选》和《习仲勋革命生涯》两套书之后，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开始投入《习仲勋传》的组织编写工作。2008年4月，《习仲勋传》的上卷出版，主要记载了习仲勋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经历。与此同时，下卷的编写工作启动，历时4年，10次易稿，终于在今年秋天问世，集中讲述了习仲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之后呕心沥血的奋斗历程。

   金秋时节，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踏上习仲勋革命和工作过的地方，循着历史的足迹，亲身感受他的“英雄一世，坎坷一生”。

小伙伴叫他“习司令”

   在陕西关中平原与陕北高原衔接地带、八百里秦川中部，有一座被誉为“关中名邑”的古老县城——富平。名字取“富庶太平”之意。据富平《古县志》记载，在它2400余年悠久的历史中，古有统一六国的秦国大将王翦、王贲父子，近有杰出革命家习仲勋。

   时隔3年，2013年9月27日，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再次来到富平县城。笔直的街道，崭新的建筑，正在建设中的高楼，街上车水马龙、行人如织……这一切，比3年前更加繁华、祥和。相比之下，位于县城西北的习仲勋陵园显得格外庄严、静谧。离习仲勋百年诞辰还有一段日子，他的石雕坐像前已摆放了五六个花圈。坐像的后背上，夫人齐心手书的习仲勋的那句话，依然清晰可见：“天天战斗，天天快乐；奋斗一生，快乐一生。”

县城西南10余公里外，有一处名为淡村乡中和村习家庄的地方。1913年10月15 日，习仲勋就出生在庄上一所农舍里。

据《习仲勋传》记载，习仲勋的童年时代，家中虽是粗茶淡饭，但那时他的祖母健在，叔叔住的地方也不远，十几口人的大家庭其乐融融。父亲习宗德为人“宽厚而又性格刚直”，信奉“严是爱，宠是害”的教子格言。母亲生性贤良，勤劳朴实。在严父慈母的教导下，身为长子的习仲勋养成了忠厚、友善、勤劳、忍让、负重的品德。

   1922年春节过后，9岁的习仲勋到附近的都村小学上学。他喜欢国语课，把《三字经》、《百家姓》背得滚瓜烂熟，作文经常被当做范文贴在教室后面的黑板上。放学后，习仲勋喜欢组织小伙伴们在附近的村庄里玩“作战”游戏，他机智勇敢，指挥有方，总能率先攻入“敌阵”。时间一长，小伙伴们干脆叫他“习司令”。

   1926年春天，成绩优异的习仲勋进入渭北地区最有名的立诚公学高小部。这是一所具有浓厚民主进步色彩的学校，也是渭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地点之一。习仲勋在这里开始了人生的新起点。他不到13岁就加入共青团，经常接受党团组织的指派，拿着用黑麻纸写的传单，插上鸡毛，送到农民手中，以鸡毛信的形式进行串连，号召农民抗粮抗捐，一时引起强烈反响。此后，由于国民党盯上了立诚公学，习仲勋等人转学到富平县立第一高等小学。

在敌人的监狱里入党

   1927年底，习仲勋考入陕西省立第三师范学习，并且继续参加学生活动，经常书写标语，散发传单。地方当局派了一名反动骨干魏海到学校担任训育主任，加强对学生的监视。1928年3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3周年纪念日，魏海宣布学校要开展纪念活动，进步师生决定不参加反动派组织的活动，以示抗议。魏海质问其中一名进步学生：“为什么不参加？”学生答：“是大多数同学的意见。”魏海又问：“都是谁？”毫无政治经验的学生说出了包括习仲勋在内的9名共青团员的名字，魏海立刻把这些名字记在纸上。党团组织闻讯，担心魏海危及9名学生安全，作出投毒除掉魏海的决定，并得到了上级党组织的同意。然而，由于操作失误，毒药没有毒死魏海，反倒被部分教师误食，餐后呕吐腹泻，刺杀计划被识破了。第二天，地方当局包围了学校，逮捕了魏海名单上的9名共青团员。在监狱里，习仲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地方当局对习仲勋等人进行了4个月的审讯，没能挖出任何消息，只好放人。

   习仲勋虽然获释了，但父亲习宗德在他入狱时因思儿心切，积郁成疾，于1928年底去世。不久，习仲勋的母亲、叔母相继过世，叔叔也身染重病，卧床不起。家庭的重担压到了习仲勋肩上。他要照顾病重的叔叔和几个年幼的弟弟妹妹。而且，他还有一桩更急切的心事——出狱后，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以后的路怎么走？他陷入迷惘之中。直到1930年，叔叔逐渐康复，开始操持家务，才卸下习仲勋肩头的重担。同时，与富平相邻的三原县武字区传来中共组织开展“筹赈”的消息，习仲勋马上设法和中共武字区委取得联系，开始在乡间的青年伙伴中进行串连和宣传工作。此时，他萌生了离家投身革命的想法。

   1930年2月的一天，习仲勋早早出了家门，又忍不住转身回望自家的草屋茅舍，心里充满了内疚：他没有告诉叔叔自己要走，他怕叔叔禁不起这个意外，旧病复发。但新的革命任务在等着他，16岁的习仲勋毅然挥泪而去。

照金的“星星之火”

   起初，习仲勋根据上级指示，“潜伏”在离家乡数百里外的一支国民党杂牌军中，从事兵运工作。两年后，他便率领这支队伍在甘肃省两当县起义。起义失利后，习仲勋又回到陕西，寻找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当时，陕甘游击队已转入陕西耀县（今铜川市耀州区）照金地区活动，于是，习仲勋在照金一带度过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岁月。光阴荏苒，革命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那段艰苦的岁月，如今只能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纪念馆里找到些许痕迹。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从富平县城出发，经过1小时车程，到达耀州。耀州是一片新区，也是这一带山川中难得的平地。但从耀州前往照金，是50多公里蜿蜒的山路。过去，只要碰上雨天，便车马不通；如今，沿着新修的红色旅游专线道路，开车需要一个半小时，沿途村落整齐漂亮，已是旧貌换新颜。到达照金镇时，眼前的景象更是让记者有点诧异——这个始建于1993年的“红色旅游专区”，不像人们传统印象中的革命老区，反而像一座风景秀丽的欧洲小镇。革命纪念馆巍然矗立在山头，俯视前方的照金广场；纪念馆后是33米高的纪念碑，象征着1933年照金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从纪念碑再往后走，则是风光秀美的照金牧场，虽然已是秋天，依然野花盛开；再往外走，约20公里外，便是甘肃地界。

   毛泽东曾经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照金就是这样的“星星之火”。照金一带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退可据险打游击，进可出山占渭北，威逼西安。1932年2月，刘志丹、谢子长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抵达照金。8月，刚刚领导完两当起义的习仲勋，在照金镇杨柳坪一带见到了刘志丹、谢子长，两位革命前辈对年轻的习仲勋产生了深刻影响。9月，陕甘游击队打了一场胜仗，决定乘胜向南打游击，建立革命根据地。临行前，谢子长给习仲勋交代了任务：“你留在照金一带做农村工作，建立根据地，并在发展农民运动的基础上，建立陕甘工农游击队第七支队。”刘志丹也嘱咐他：“你是关中人，还种过庄稼，能跟农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队伍走了，你们会遇上很大困难，只要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当时的情况确如刘志丹的估计，队伍走后，不久就有人叛变，情况一度危急。习仲勋辗转于渭北的富平、三原一带，坚持战斗。他和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建立的照金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成为我国北方地区第一个山区革命根据地。

艰苦条件下战斗

   今年90岁的老红军潘西顺是当年游击队的一员。在离照金十几分钟车程的田峪村寺坪组，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见到了这位老人。潘西顺是土生土长的照金人。1932年，他只有9岁。“有一天深夜，外面传来了枪声，第二天一早就发现来了很多陌生人，都拿着枪。大人们说，这是红军。”兵荒马乱的年代，提起兵，百姓就害怕，“这支红军却不一样，不拿老百姓的东西，还处处帮老百姓种田、分粮、打土豪恶绅。”

   红军的所作所为都被小小年纪的潘西顺记在心里，12岁时，他也成为游击队的一员。“我岁数小，是个小兵伢子，稍微大点又跟着部队去旬邑县一带打游击，还真没有见过习仲勋。但他威望很高，照金人民都知道，说他平易近人，带领大家建农会，在照金做了不少事。”

   据潘西顺回忆，当时的战斗条件非常艰苦。“老早的人可怜，打仗时，枪支、弹药都没有，只有大刀、马刀之类的。平时种地，腰里都别着刀，一有情况就得立马上战场。”因为敌人频繁“围剿”游击队，参加红军没几年，潘西顺就钻到山林中打游击。“一离开照金，战斗条件更艰苦，饭都吃不上，也不敢生火，怕烟和火光被敌人发现。干粮没有了，就吃点生土豆，甚至吃过直接从麦穗上捻下来的麦粒，嚼一嚼就着冷水咽下去。”

   “习仲勋等人在陕甘边区总部，情况会不会稍微好点？”记者问道。

   “一样艰苦！比我们好不了什么。”潘西顺一边回答，一边低声叹息。他回忆，中共陕甘边区特别委员会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将总部设在照金的薛家寨。相传薛刚反唐时曾屯兵于此，因而得名。一片深山老林中，5个寨洞被一道山梁贯穿相连，周围都是悬崖峭壁。在这些寨洞中，红军先后建立起兵工厂、被服厂、医院、仓库等基地。

   记者随后到了薛家寨，离山门还很远，就看到壁立千仞，密林深深。即使现在修建了阶梯，也非常陡峭，最陡处险象环生，看得人心惊肉跳不敢迈步。而当年，红军是在山间羊肠小道中穿行，危险可想而知。

   潘西顺还记得，“别看当年薛家寨里面没多少人，却是我们的大后方啊，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他们经常在4号寨子里开会，3号寨子是给我们修枪支、造武器的。用麻线把装着火药的弹壳绑起来，就成了‘麻辫手榴弹’。还有自制的手枪、土地雷、炮筒子……”

   有了这个大后方，照金的红军更加壮大，陕西苏维埃运动发展迅猛，令国民党政府极为恐慌。他们屡次前来“围剿”，都被红军和游击队击退。1933年10月，趁着主力红军前往甘肃战斗的空虚期，国民党又一次对照金发动大规模“围剿”。10月15日夜，在叛徒的带领下，国民党部队攻上了薛家寨。之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中心转移到甘肃南梁地区，习仲勋也转战南梁。红军队伍走后，革命战火并未熄灭，潘西顺等当地人仍然坚持战斗，一直到抗战胜利。